陆勤毅

 

　　淮河流域在中华文化起源和传承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淮河流域产生、发展和延绵的文化内涵，可以名之曰“淮河文化”。长江、黄河因其流域面积广大，从上游到下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皆有很大差异，因而孕育的人文内涵也具有不同特色。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不同，淮河流域所包括的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面积不算很大，地理气候条件接近，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因而可以把淮河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单元来研究。

 

　　研究淮河文化，能够明确对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文明交流与发展状况的认识。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几乎同时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因而淮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关注的重要区域。淮河流域处于南北气候带的交界处，自然生态复杂多样，原始时代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在距今9000—76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不仅发现了陶器、磨制石器、居址、墓葬等遗迹，而且发现了具有七音阶的骨笛和刻画在骨头上的符号，说明此时音乐、记事符号、灵魂安置这三大早期文明的标志在淮河流域皆已出现。安徽蚌埠双墩遗址，距今约7300年，发现600多件陶碗，圈足内刻画符号多达几十种，许多符号具有象形、会意的性质，这类刻画在定远侯家寨等遗址也有发现。有学者认为双墩刻画符号已经具备文字雏形的意义，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断言，双墩是世界同时期发现刻画符号最丰富的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是淮河流域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在这个距今4800—4300年的大型聚落遗址中发现了连排的房屋建筑基址、氏族集体活动的中央广场、加工精细的石器和陶器、用于祭祀活动的鸟形神器和完善的墓葬制度，这些都充分反映当时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就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属于淮河流域范围的不仅安徽境内，苏北、鲁南、豫东一带的文化面貌大致相同，充分表明淮河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我们研究淮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一步理清淮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理清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关系并进而发现早期南北文化交流对推动中华文明产生、交流、发展的意义。

 

　　研究淮河文化，能够增强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绵延不绝、内涵丰富、交流汇合、融合升华。处于以长江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和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过渡地带的淮河文化，于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的发现，是考古发现淮河流域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标志性成果，其内涵充分证明当时淮河流域已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个时期大致处于史书记载的三皇五帝等传说时代，城市的出现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到了夏禹时期，“大禹治水”的任务之一是治理淮河。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禹娶涂山女”，以联姻的方式与生活在今蚌埠一带的涂山氏结成联盟，并号召天下方国共襄治水大业，形成了“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局面。在淮河流域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址、遗物，印证了大禹治理淮河活动的存在。商周时期，位于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央王朝势力强盛，位于淮河流域的淮夷、南淮夷、徐、六等方国与商周王朝同时存在。商周王朝屡次征伐位于今皖北、苏北一带的夷方，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东南一带扩张，夺取铜矿资源、获取冶铜技术，以实现和巩固商周中央王朝在科技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淮河流域此时成为南北文化冲突、交流、融合的必经区域。到了春秋时期，在过去长期的文化冲突、交流、融合所积累的成就基础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出现了管子、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一批大思想家。他们中的大多数生长于、活动于、成就于淮河流域，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淮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摇篮。”秦统一中国以后，淮河流域继续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发挥作用，淮河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升华。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历程和近现代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化的继承、积累和发展，淮河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淮河流域发生了无数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思想的、文化的、军事的、科技的、生产生活的，如此丰富精彩的篇章组成了淮河文化的主要内涵，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淮河文化就是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提升对中华文明的信心。

 

　　研究淮河文化，能够提高建设文化强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安徽正在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经济强省是基础，决定着安徽发展的物质文明水平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基础，关系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状况。生态强省是关键，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空气清新、山川秀丽、水源洁净、食品药品安全，是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只有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文化强省是灵魂，文化是渗透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精神层面的财富，拥有这样的财富，需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创新文化发展思路，形成自身特色文化。淮河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安徽文化的有机内涵。孕育淮河文化的区域范围有安徽约一半的国土面积，生活着安徽一半以上的人口，深入研究淮河文化自然成为文化强省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几千年积累发展而来的淮河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我们研究淮河文化，了解历史上淮河流域的兴衰得失，不仅值得我们今天在建设文化强省中加以吸取和消化，也可为经济强省、生态强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同时，具有丰富内涵的淮河文化既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研究素材，又使我们对文化强省建设充满信心、更加自觉。

 

 

 

 

　　胡晓

 

　　自然环境由气候、地貌、土壤、生态、植被等自然因素构成，人文环境由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人文因素构成。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经过长期积累沉淀保留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是历史文化资源孕育、形成和积淀的摇篮，不仅对历史文化资源内涵，而且对历史文化资源特点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一、对历史文化资源宏通性特点的影响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宏通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底蕴比较深厚，气象比较宏大，风格比较豪迈，境界比较高远，多元兼容，融会贯通。体现宏通性特点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有：石山子、尉迟寺、双墩、侯家寨等遗存；淮夷古国与淮夷文化；大禹治水、禹娶涂山、禹会诸侯传说；孙叔敖主持修建芍陂；楚国郢都寿春城；老聃“序道德以冠百氏”；庄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汉楚英雄的《大风歌》和《垓下歌》；刘安学派的《淮南鸿烈》；桓氏经学三代为“帝王师”；淮上群贤入列《汉书·儒林传》；曹操与谯沛集团；曹魏屯田的深远影响；神医华佗与五禽戏；竹林玄学“越名教任自然”；东晋桓氏家族的峥嵘气象；南齐刘瓛门下名流荟萃；隋唐汴渠与淮北振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杨行密崛起庐州建立吴国；“睡仙”陈抟开理学先河；“青天”包拯执法如山；吕氏家族“传中原文献”；朱元璋与淮上群雄；明中都皇城；亳州牡丹甲天下；淮系集团与中国近代化；状元帝师孙家鼐家族；铁路与蚌埠崛起；皖西五大水库与淠史杭灌区；两淮煤城的兴起等。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呈现宏通性特点，首先是水环境的影响。淮河是古四渎之一，长时期独流入海，水系发达，交通便利，适合人类栖息和迁徙。淮河人不封闭、不狭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其中的佼佼者自然心胸宽广、气度非凡、学识渊博、功勋卓著。其次是地理位置的影响。淮河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北方和南方两大文化圈在淮河流域交汇，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均对淮河流域产生辐射效应。安徽北部和中部处于淮河流域的中间地带，居中的地理位置和开放性的地理特点十分明显，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亦十分明显。再次是平原地貌的影响。安徽淮河流域尤其是淮北地区，除小片或孤立的丘陵外，基本上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出行比较方便，交流比较频繁，同时视野比较开阔，心胸比较豁达，性情比较豪放。

 

　　二、对历史文化资源反抗性特点的影响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反抗性特点主要表现为：抗暴精神比较强烈，批判意识比较浓厚，异端色彩比较明显，不迷信权威，不畏惧豪强，民风慓疾强悍，士林离经叛道，社会风云激荡。体现反抗性特点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有：徐偃王率九夷大战周王室；老庄哲学的社会批判色彩；陈胜大泽乡起义；桓谭挑战谶纬神学；曹操雄起谯沛；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东晋淝水之战；陈抟对周孔易经的超越；抗金前线的淮军；“铁打庐州”的抗元精神；颍州红巾军起义；灭元兴明的朱元璋集团；辛亥革命中的淮上军等。

 

　　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呈现反抗性特点，首先是战争环境的影响。由于战略地位、政局纷争、环境恶化等多种因素作用，安徽淮河流域干戈扰攘，兵火不断。战争无论起因如何，性质如何，过程如何，结果如何，都不会是和风细雨、四平八稳的，往往带有强烈的竞争对抗色彩。这种长时期积淀的抗争意识，不仅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也会对文化性格产生影响。其次是灾害环境的影响。南宋建炎二年黄河夺淮以后，淮河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由于淮河流域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区域，冷暖气团活动频繁，天气变化无常，容易造成各种自然灾害。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开始，淮河人就一直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这种长时期的抗灾活动，也必然在民风习俗和精神气质上得到反映。再次是道家文化环境的影响。淮河流域的学术典范，首推道家学派，而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即是隐士文化。隐士文化追求高远素洁、清静和谐、自由独立的出世理想生活，对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喧嚣混浊的现实社会，常常采取批判和远离的态度，对社会礼法规范和权威正统思想也常常采取藐视和否定的态度。这种批判性的学术传统，也在文化性格上得到传承和体现。

 

　　三、对历史文化资源不平衡性特点的影响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不平衡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区域空间，历史文化资源的形态、内容、风格等呈现出某些差异性，既体现出区域文化多元兼容、和而不同的格局和风貌，也反映出自然和社会变迁带来的错综复杂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安徽淮河流域经济和文化发展，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有繁荣期也有衰落期，有高潮期也有低谷期，总体上是由盛转衰，由高趋低。在不同区域空间，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或以淮河干流为界，或以淮河两岸大的支流为界，或者受行政区划、地缘关系、经济文化类型等因素影响，呈现出某些差异性和特殊性。

 

　　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呈现历史阶段不平衡性特点，首先，是受到屡次战乱北人南迁的影响。历史上由战乱引起多次大规模北人南迁，有些南迁还是由统治集团组织的。这种大规模北人南迁必然会打破历史发展的平衡性，带来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化。比如古代皖江和皖南地区的开发，就与北人南迁有较大关系。其次，是受到全国经济重心转移的影响。大体以北宋为界，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向江南转移。反映在安徽的经济版图上，就是皖北向皖中和皖南转移。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皖北的经济发达地位逐渐被皖中和皖南代替，皖北的文化发达地位亦逐渐被皖中和皖南代替。近代以来，皖江和皖南地区借助长三角得风气之先的发展优势，推动社会经济结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新文化建设也加快了步伐。再次，是受到南宋黄河夺淮的影响。黄河夺淮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是淮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即使后来大明王朝在龙兴之地苦心经营，也只能换来《凤阳歌》的凄楚和无奈。而统治集团“保运、重黄、轻淮”的政策导向，无疑使淮河流域雪上加霜，贫穷和落后成为皖北人长时期挥之不去的梦魇。而皖江和皖南地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和品牌。

 

　　四、对历史文化资源超地域性特点的影响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超地域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家族、事件、学派、技艺等人文现象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突破境域限制，产生较大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淮河流域诞生过不少著名人物和家族，发生过不少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产生过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还有一些民间文化和技艺在省内外都很有影响。

 

　　淮河流域一些人文现象产生超地域性影响，主要是由于这些人文现象本身著名，容易声名远扬。而自然人文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则加深和强化了这些人文现象的超地域性特点。首先，居中地理位置和平原地貌有利于人文现象迁徙和流动，而政治鼎革、军事征伐、人口迁徙、社会变动等因素，都有可能推动和加快安徽淮河流域人文现象，向周边地区和域外中心区域转移。其次，历史上四通八达、较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也有利于安徽淮河流域人文现象，向全国各地尤其是较为发达的中心区域流动。再次，没有形成规模宏大的中心城市，不利于安徽淮河流域人文现象的凝聚和积淀，如亳州、寿县、阜阳、凤阳、宿州、六安等古城，在历史上虽然有一定影响，但都算不上中心城市。安徽淮河流域人文现象往往通过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向区域外的中心城市转移，而一些人文现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是在区域外的中心城市奠定的。

 

 

　　陈立柱

 

　　安徽淮河流域，包括今天的阜阳、亳州、淮北、宿州、淮南、蚌埠以及六安、滁州、合肥的一部分，淮河中游的大部分地区。淮河流域的早期居民称为“淮夷”，主要生活于淮河各支流与湖泽之滨的台地岗阜上，以后融入华夏，成为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在这里形成、演变和发展。

 

　　一、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

 

　　1、文化孕育与形成期——先秦时期。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留下了石山子(在濉溪)、小山口(在宿州)、侯家寨(在定远)、双墩(在蚌埠)等文化遗存，时间在六七千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期，这里的文化不仅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中原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苏浙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也都向这里辐射，形成四方文化风云际会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这里，主要是分封一些小的方国，如六(在六安)、英(在金寨)、陈(亳州等地属之)、宋(淮北、宿州等)、胡(阜阳)等。西周的一件铜器铭文讲到淮夷“二十六邦”，说明有很多支系，仅是江淮之间的“群舒”就有十数支。这样就出现了西部中原王朝(华夏)文化和东方夷族文化在淮河流域涤荡交会的局面。一般说来，早期中国西部族群强武进取，而东方夷人则平和性仁(所谓“夷俗仁”)，中国文化大体就是在这样两种不同文化的交合融会中孕育的。到了春秋时期，进入淮河流域的国族与文化就更多了，东北的齐鲁文化、西南的荆楚文化、西部的中原文化、北方的三晋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等先后扩张进入淮河中游地区，在这里接触、汇合与碰撞，并产生思想的火花。到了春秋后期，安徽淮河地域出现了以老子、墨子、庄子、宋钘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创发性人物，就是孔子也在安徽的淮河流域经常走动，甚至一住多年。这些思想巨人多出生在弱小国家，弱国居大国间，静观风云变幻，形成了自觉的反省意识与融会贯通的思想品格，从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就了文化上的繁荣昌盛。

 

　　起源意味着本质。淮上智者(包括淮泗的孔孟等)的思想阐发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也对本地区后来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大略言之可有三方面：一是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道家一向提倡不为物累，绝仁弃智，恢复自然本性。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形成淮河人安贫乐道、崇尚自在与替天行道的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对于谨厚君子品格的塑造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不利于其发展实用知识与追求富强自足也是很明显的。二是本性自然生活的追求造成“性情中人”的特质，使这里的人们“艺术”气质特为浓厚，古代以来形成“游睢、涣(即今濉水、浍水)者学藻绘之功”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又常常表现为理性意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以致于宋代这里经常成为“重法”整治区。三是不屈强御、勇敢反抗的精神与墨家“巨子”结社的风气，影响这里的人们“行则带刀剑，结死党为侠游”，民风剽悍，勇于争斗，敢为人先，历史上农民起义、盗匪、反叛等非常突出，“自古淮上多豪杰”可谓是这方面最简明的概括。

 

　　2、文化发展繁盛期——汉唐至北宋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唐后期甚至成为国家经济支柱，所谓“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经济大发展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构成中古中国文化灿烂辉煌的篇章。例如：一是道学在汉代续有发展，黄老学说成为西汉前期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道家又一集大成的作品《淮南子》。二是出现了不少世家大族，如龙亢与铚县的两支桓氏、庐江何氏、谯郡曹氏与夏侯氏、相县的刘氏与陈氏、寿州吕氏等等，这些大族不仅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文化上也各有成就，培育了许多文人干才，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堡垒。三是造就出了曹操这样文才治功集于一身、卓绝古今的奇才，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方面大有作为、文学上也能开创新局面引领一个时代的大才，曹操而外迄未之见。四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人才群体，如汝颍奇士、谯沛俊彦、竹林群贤、建安文学等，多贯籍于这一地区。

 

　　3、文化衰落变异期——南宋至民国时期。 1125年金人南下灭宋，赵构在江南建立新政权，史称南宋。金亡后蒙古人与南宋继续战争，元朝末年、明末清初与民国时期，淮河流域战争不断、动乱不止。与此同时，黄河开始经常南泛，尤其是1194年黄河决口，河水南下灌注于淮河以北诸支流，形成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淹没大片的土地庄稼与城乡聚落，造成淮域人民年年“跑水反”。兵连祸结与干旱洪涝等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淮河流域，社会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停止甚至倒退，人民食不果腹，生活穷极无聊。文教事业不能正常开展，“方是时(南宋)，淮以北举不知有全书”。尚武之风盛行，老百姓宁愿带刀护身，不愿买犊生产，渐渐形成了所谓的“贫困文化”，如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听天由命、重义轻利、得过且过、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轻死易斗等心理意识。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淮风”或“五花艺术”(即凤阳花鼓、长淮花鼓、中都花落、怀远花鼓、城西花棍)，是灾害之年淮河人奔走四方而作的乞讨之歌，本质上是苦难艺术、乞丐艺术。

 

　　二、对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与影响的省思

 

　　不同时代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认识有异，这就形成各个时代的内在追求与精神趋向的差别。历史环境若适合其内在精神的抒发畅达，则其文化创造就表现为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相反，当历史环境与其内在追求不谐，社会发展与文化创造就衰微败落。以此，我们把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又分为两大阶段，即南宋以前的繁荣昌盛时期和以后的衰微败落时期。前期文化的内在精神可以用“内观”与“自省”来形容。 “仁义者自完之道，非进取之术也”，所以讲道义、重省察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其时社会发展水平都不高，人们更愿意把精神的满足与内在的充实作为主要追求，因而出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对“安贫乐道”的颂扬，人性、道义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旋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是适宜于这种精神的抒发畅达的，因而文化上表现出了繁盛的特点。宋以后社会开始注重事功与财富，“外游”与“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追求与发展方向。然而，淮河流域此后却进入了黄河不断南犯的时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加上战争持续不断，都不利于“进取”精神的展开，因而文化上也就没有特别的建树，反而形成“贫困文化”这样不利的人文环境。 《列子·仲尼》说：“内观者取足于身，游之至也；外游者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 ”这是列子教人内观自省、不要妄求身外之物，正可以说明两个时代的精神追求。早期社会内观自省，人们向内追求用功夫，外部环境与之协和，因而“游之至也”，文化上表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宋以后“求备于物”，而外在环境不利于它的展开，因而“游之不至也”，再也没有出现老庄那样“以道观之”的思想巨人。历史的步伐又走到了一个新的驿站，这就是“求备于物”的时期。物之不济，文化发展没有社会经济基础，衰败就难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60年来的不断治理，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逐渐减少，尤其是近30年除了淮河主干道有时有洪峰激流的险情，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基本排除，至于战争动乱更是彻底不见了。但是，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与其他地区一样快速行进，包括经济较发达的江苏、山东的淮河流域，也都是该省区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地方。不少人从经济、政策等层面找原因，提出了大量的对策，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局限于此又是不够的。我们认为，相关的研究并没有找准淮河流域发展缓慢的根源，一些研究甚至回避了问题。如上面说的“贫困文化”因素的长期存在，导致淮北地区频频出现人文与社会方面的问题，不利于投资的开展与扩大。这些都不是依靠经济政策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深刻分析其人文与社会环境造成的历史文化因素，根据其自身的情况调整发展对策与方向。

 

　　我们想指出的是，淮河流域发展缓慢，历史上形成的“贫困文化”因素在其中的影响是重要的、深层次的，值得认真关注。作为人文环境，贫困文化的存在不利于现代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影响了人们发家致富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从而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上表现出了缓慢的态势，讲到底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文化如水，润人无声。充分重视历史文化因素对淮河流域人文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或者可以为本地区进一步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