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也涵擅长画红卫兵和钟馗，现被同行称为“刘老五”。他是一位追求卓越的艺术家，他将国画艺术与建水陶雕刻填泥工艺巧妙结合，通过书画镂刻、彩泥镶填，把自己的思想和灵感融于紫陶，并赋予紫陶新的生命和艺术价值，不断拓展艺术新领域。

　　6月5日，刘也涵建水陶美术作品展将在云南省博物馆举行。届时，将展出其“火红的年代”“散淡钟哥”“静静红河谷”“泸江河的歌”“歌声飘过澜沧江”“红河谷的云”“古道茶香”7个系列的90件陶艺作品及49件画作。

　　植根于泥土的艺术

　　建水陶“阴刻阳填、无釉磨光”的独特工艺，让刘也涵在与建水陶偶然相遇之时，便有了创作自己的紫陶作品的强烈愿望。他想通过紫陶这种特殊的载体来呈现自己的书画艺术，以实现艺术生涯的又一次突破。

　　2009年，他把家从北京搬到建水陶的起源地——云南省建水县碗窑村，每日以泥土劳作为乐，与村民为友，一待就是5年。他不断投入到建水陶的工艺研究和艺术创作之中，固执地要求陶工拉出难度极高、体形硕大的泥坯，不容许自己的作品有任何瑕疵。他摩挲着这些瓶瓶罐罐彻夜不眠，开始在建水陶上绘制出温厚的钟馗、羞涩的澜沧江少女……成了建水陶艺界的特立独行者。刘也涵说：“建水陶可以将诗文、书法、绘画、篆刻等融于一体，它比纸张更加坚固耐久，既可满足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又能触摸把玩，极富文人意趣。”

　　“刘也涵在建水陶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有着其他陶艺家难以具备的条件。他是中国画科班出身，修养全面、技法完备、功力深厚，有着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过人的创作能力。”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吴白雨这样评价。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器形与图式浑然一体，色彩与质地相互映照，观感与触感彼此生发。

　　“火红的年代”关注知青

　　“火红的年代”系列是刘也涵长期以来最重视，也最重要的创作题材之一。它源于刘也涵上世纪90年代在西北高原采风时，邂逅的扎根在那里的北京知青。生于1965年的刘也涵没有知青生活的体验，因而在其后的创作中常以笔墨倾诉对知青生活的向往，于是就有了作品中对知青群体的关注。

　　“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以红宝书、绿军装等为符号，简约而又细腻地标注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是身着绿色军装的女青年，军帽下的小辫、束腰带、红袖章、斜挎包……每一幅画都以细节解读着那个时代的时尚，阐释着那个时代朴素的物质追求。

　　最为震撼的作品是“火红的年代”系列之九：画面中，昏黄的油灯下是一位手捧红宝书的虔诚、质朴的女知青。这一场景其实是画家和观者的共同创作：印章式阳文红色题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点缀在大块的昏暗背景中，而火炕、土墙等旧物即从大家的记忆和想象中浮现。在笔墨运用上，画作采用昏暗色调，背景处理模糊，人物形象变形，但是每幅作品的细节很清晰：红宝书、宣誓、照镜子、梳辫子、演出……有环境、有生活，这些或许是在暗示时代的断裂、环境的缺失和人物存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创作在表现手法上既不流于一般，在题材选择上又具有鲜明个性。

　　“散淡钟哥”

　　刘也涵的朋友武德忠是位诗人，常常用作诗的心境来品读刘也涵的画，称其作品“不仅最传统而且最现代”。传统的是，他的画给人以清新、灵透的美感；现代的是，他的作品给传统的题材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表现技法。正如刘也涵在作品中塑造的读着书、品着茶的钟馗，淡然温厚，与传统的钟馗形象大相径庭，一派文人雅士风度，以内心的强大而非表象的武力来震慑诸多小鬼。而他绘制的系列澜沧江少女图，表面看传统古老，细看则满是现代情韵和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

　　对建水陶上钟馗的塑造，刘也涵有自己的理解。钟馗本是捉鬼的，所以他画的钟馗都比捉到的鬼要小，“这样才显示出钟馗的厉害”。他画的钟馗不拿剑，有时拿着菜刀，小鬼对于钟馗来说就是他砧板上的肉，想切哪儿都行。刘也涵笑着说，他创作的钟馗是“辟邪”的不是捉鬼的。现在是太平盛世，钟馗就应该每日喝喝茶、读读书、哼哼小曲，在散淡、田园的状态中“执法”。

　　“建水是我的故乡，紫陶是我的生命。”刘也涵说，这次展览结束后，他将着力把建水陶的雕刻填泥技术往更高的层次推进，下一步将与全国各地的一线画家合作，把建水陶作品推向全国。他总是不倦地求新求变、自我超越，这将是他艺术探索中的又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