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扶贫开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民工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首席专家。现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
刘奇长期从事三农研究，近几年有30 多篇文章受到习近平、胡锦涛、刘云山、温家宝、李长春、刘延东、马凯、回良玉、华建敏、曾培炎、郭金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多次参加中央领导召开的三农工作座谈会，曾应邀赴中南海参加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六人座谈会。人民网理论频道、中道网、爱思想网等多家网站为其开设专栏。近几年，在《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发展观察》等报刊杂志发表研究文章百余篇。主要著作有《刘奇文丛》六卷。

刘奇同志长期从事三农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对农村、农业、农民工作饱含热情，执著探求，倾注了大量心血。近些年，他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日见深邃，所提思路和对策有新意、有见地。他常常站在跨学科、跨领域、跨时空的方位上观察现象、把脉
走势，善于从新颖、独特的视角思考和分析问题，具有一定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刘奇同志有着多层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农民感情深厚，敢于讲真话、道实情、献真言，这是他能写出有一定影响力的文章的基础。他的文章语言鲜活、精炼、生动，读起来轻松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不仅仅是“纸上功夫”，而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实践的结果。

倾心农村

刘奇是安徽阜阳人。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省份，是农业大省，由于过去安徽的偏僻落后，决定了其农村问题由来已久。刘奇同志生活在阜阳这样一个传统农区，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对农村的感受尤其深刻，他能看到这个时代农村、农业、农民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是接“地气”的，是有深度的。
做学问也好，当干部也好，真了解与不了解大不一样，有感受跟没感受大不一样。他文章中写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基层干部，发现种蘑菇可以让农民增收，于是就到农户家里，动员农民种蘑菇，农民说，不会种，不种。干部说，安排人教你们种。农民说，没有钱，不种。干部说，可以帮农民贷款，卖钱了再还。农民说，借钱还得还，不借，不种。干部说，这也不种，那也不种，就不管了，回去了。农民说，你回去了，还得回来。干部问为什么。农民说，我们没种，你年终就没法写总结。这个故事说明，如果你不来自农村，或者不真正深入农村，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农民的真实心理。所以，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一般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两码事。刘奇同志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真正了解农民所思、所想、所怨、所盼，所以看问题能抓住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能整到点子上。
刘奇同志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三农问题的视角、思路和方法，同样的问题别人也看到了，刘奇也看到了，但刘奇思考的角度和深度就是比别人高。这是为什么？就是他有独特独到的农村问题观察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他是观察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四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非常认真地走过一个研究的程序。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倾心于问题的观察，在观察到现象以后，他并不停步，而是深刻地来揭露本质，敢于直言。譬如讲粮食九连增，农民收入九连快，农村发生了十个大的变化，也确实是这样，也很符合当前实际，但是这些东西只能说明过程，我们要研究的是面临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和矛盾，我们能把这种九连增，坚持到十连增，十一连增，面临着挑战。所以我们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工作者要研究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刘奇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问题的发现，问题的研究，本质的揭露，所以人们看起来很解渴，觉得很符合当前实际情况。

倾注农业

只有对农业有很深的感悟，才能够敏锐发现问题，才能把问题想清楚、想明白，才能从微观到宏观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真知灼见。刘奇说，不解决矛盾的干部肯定不是好干部，想一天就把所有矛盾都解决的干部不能当干部，会崩盘的，所谓“欲速则不达”。毛主席说过，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农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繁杂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当下的农业早已不是一个产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农业，再没有谁和农民的联系比它更紧密的了，跟天然的、自然的，甚至和各种制度都发生着很紧密的联系，所以对农业的感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刘奇同志就有这个本事，他能跳出农业看农业，能从各个方面去感悟农业。他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很多文章能为他人所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刘奇曾深入探讨30 多年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脉络，他认为总体上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放权。八十年代中央连续出了五“一号文件”解决农村问题，这五个一号文件里面“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允许、也允许”这样的词出现了38 次，这都是放宽政策。通过放宽政策，放开农民的手脚，让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第二个阶段就是减负。1985-1987 年，全国流行“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口号，从那之后，各个部门都向农民伸手，农民没钱，还向农民收钱，农民负担节节攀升，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中央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处理了不少干部。2004 年7 月，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提出，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2006 年1 月1 日起，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紧接着一些惠农强农的政策相继出台。惠农政策不是“惠农”，本来就是农民应该有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服务。取消农业税以后，重点工作就放在为农服务上。服务有很多种，比如公益性服务啊，市场化服务啊，合作自助式服务啊等等。可以说，刘奇对农业的感悟是相当深刻的。他经常下乡，对三农也有了更多的体会。他认为现在的农村仍不富裕，千万不要把开发区看成国，千万不要认为北京的CBD 就是中国、上海的浦东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不平衡。

倾情农民

刘奇对农民的感情体现在他的农民立场。刘奇同志有着多层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农民感情深厚，敢于讲真话、道实情、献真言， 这是他能写出有一定影响力的文章的基础。对农民的感情促成了刘奇研究成果新颖的观点、非凡的角度、不同的套路和实用的价值。刘奇创造出好的作品，关键在于他有一种信仰：带着感情研究，为农民说话，为农民鼓与呼；带着闯的精神去探索，只要能把问题揭露出来，能够推动解决，对农民有利，他就大胆去讲。譬如他在文章中讲农产品价格问题、粮食价格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价格涨了十几倍，但其他产品的价格涨了几百倍。对于这些问题，“高了有呼声，低了有哭声”，“呼声听得见，哭声听不见”。因为粮食价格一高了，食品要高，牛奶要高，等等都要高，连猪食、猫食、狗食都要高，大家都呼吁粮食价格太高。呼声来了，大家听得见，因为呼的喊的都在城里，都在上层，呼声集中、响亮，容易到达决策层。但是粮食价格一低了，农民就要亏本，卖粮得了800 块，种粮却用了1000 快，就会有哭声，有的是嚎啕大哭，有的是眼泪往肚子里咽，这些哭声是听不见的。因为哭声都在农村，都在底层，哭声分散、零碎，很难达到决策层。对“呼声”和“哭声” 刘奇都能听得见。正因为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别人听不见的声音，他听得见；别人
看不到的问题，他看得到；别人想不到的事，他想得到。所以如果没有对农民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刘奇那样的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