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刘勇先生的文章《<红楼梦>并非文学的典范》（原载9月23日《深圳商报》），让我大跌眼镜！如果说，连《红楼梦》都可以从“文学典范”名册中删去，那么，按照该文作者的逻辑，鲁迅前后的一大批举凡让当今读者读起来费劲、看起来头痛、想起来眩晕、记起来混沌的那些中国文学经典，都要统统被打入另册，被驱逐出文学典范的版图了？

　　刘勇的文章，让我想起战国楚宋玉的名篇《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宋玉的观点很明白：举凡那些通俗易懂的作品，是可以做到“和者数千人”的；而那些高雅艺术、经典名著，有时往往“和者不过数十人”。比如说，屈原的诗篇、鲁迅的杂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加缪的小说等等，读起来都很费解。但我们能由此否定它们的文学典范价值吗？

　　王蒙先生说读不下《红楼梦》是读书人的耻辱，窃以为，他说对了一部分，也说错了一部分。在我看来，读书人分很多种，有文化修养较高的，有文化修养一般的，也有文化修养较低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第一种，他们应该能读懂《红楼梦》，但即便如此，也许其中一部分人会喜爱《红楼梦》，另一部分人则未必喜欢，应该允许和理解这种“不喜欢”；而对文化修养一般或较低，喜欢读通俗、浅显的文学作品的读者，我们也不必以“耻辱”侮辱之，或轻蔑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己之所欲，也不必强施于人。何况，马克思早就说过，要欣赏音乐，必须具备欣赏的耳朵。

　　回到刘勇的话题。不管读者那边怎样，我觉得不必将气撒在《红楼梦》身上。换言之，《红楼梦》的文学典范地位、文学经典价值，不会因为什么人说了什么而有所改变。《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来，已经得到反复的检验、敲打和淘洗，均不减其文学经典之本色。

　　晚清著名学者戚蓼生对《红楼梦》的评价是：“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骂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还说：“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齐下也。噫，异矣！”戚蓼生是《红楼梦》问世以来第一个真正能赏识它文笔之奇的人。

　　而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可谓经典之论、不刊之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见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前人的小说叙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关于对《红楼梦》的评价，他用如下八个字进行了高度概括：“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1987年4月在其《〈红楼梦〉——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一文中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他说，每当他与西方或外国学者们悟谈时，他总这样对他们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为捷便（具体、真切、生动）的办法就是去读通了《红楼梦》。”

　　事实证明，时间必然会使大量文学赝品消失殆尽，但是时间却能够使真正的文学成为经典。而经典是不会衰亡的。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等，它们可以战胜时间，经受住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检验，带给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动与震撼。借用郁达夫的话说， 一个没有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经典而不知道爱戴和拥护的民族，则更为可悲一一但愿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个可悲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