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平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他与安徽人民，与江淮大地结下不解之缘。战争年代，他转战江淮，足迹踏遍皖山皖水。新中国成立后，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安徽人民，先后多次亲临安徽视察，给予安徽人民亲切关怀。可以说，邓小平的名字一直与安徽紧紧相连。
首赴芜湖，巡视安徽党务
1931年5月，在中共安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芜湖巡视安徽党务，改组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始了他与安徽的不解之缘。
1931年，正当全省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领导下有序地发展时，安徽省委机关不幸遭敌严重破坏，全省工作顿失重心，一时陷入瘫痪。省委机关几个部门负责人商议，决定派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安徽省委遭受破坏的情况。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由邓小平作为中央巡视员，谢节之担任交通员，一道赴安徽巡视。邓小平临危受命，于1931年5月初前往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
面对安徽革命的严峻形势，邓小平沉着冷静，首先与省委有关方面负责人见面，然后召集他们开会，详细了解安徽党内的情况，果敢地提出了处理意见，并在短短几天内，组建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新的省委建立之前代行省委职能。
邓小平之女邓榕在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1931年2月，父亲是从江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并于4月29日写了一份《七军工作报告》。父亲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工作，大约在1931年6月间，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去苏区之前，约在5月和6月之交，中央派父亲去驻在芜湖的安徽省委巡视工作。
5月底，邓小平巡视安徽党务结束后，从芜湖乘船返回上海。
这是邓小平巡视安徽党务的真实记载，也是他受党中央的委托，第一次独立处理一个省的党务。此时，邓小平年仅26岁。邓小平这次安徽之行，为中国革命在江淮大地蓬勃开展，播下了“星星之火”，而他也由此与安徽人民和安徽革命结下了不了情。
艰苦跋涉，千里跃进大别山
时隔16年后，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了安徽。这次他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拥有12万人马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的统帅之一。
1947年6月30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12万大军，以出乎敌人意料的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又在鲁西南大地激战20多天，一举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和4个师共5.6万余人。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当时真是困难啊，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我们就开始出发了。这一走就是1000里。
8月7日夜，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以30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开始了向大别山挺进的战略行动。
8月24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指挥部和第六纵队来到汝河北岸时，已有3万余敌军赶到南岸堵截，尾追之敌也已迫近，而汝河浮桥却不断被敌人的飞机、大炮炸毁，情况紧急。刘伯承坚定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邓小平亲临河沿，对架桥部队说：“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他决定当晚架桥渡河。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全体指战员勇气倍增，踏着浮桥，杀开一条血路，终于在拂晓时分突破敌人的汝河防线，于26日晚抵达淮河。
淮河是中国南北的地理分界线，历史上多次拦阻过北方军队的南下，此时正处于一年中的高水位期，水流湍急，波涛汹涌，而两岸渡船早被敌人搜索一空，背后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距我仅15公里，已和我后卫部队接火。
在一间茅草屋里，刘伯承、邓小平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李达把渡河情况汇报完后，邓小平当机立断：“情况十分紧急，时间已不等人！我意请伯承同志先渡河，和际春同志（指张际春，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一起过去，掌握已经渡河的部队，实行展开；李达同志留在这里，继续组织渡河，能渡多少就渡多少；我负责断后！ ”
“好，就这么办！ ”刘伯承知道邓小平总是拣艰险的工作，便不容分辩地指示大家，“政治委员说了，这就是命令！分头去办，立即执行！ ”他亲自带着一些人分头探测水路，正巧水位下落，探得有几处浅河段能够徒涉，于是当即令千军万马抓紧分路徒涉。
刘邓大军刚过河，上游的洪峰不早不晚地赶来了，一下子把国民党追兵隔在了淮河北岸。
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到达了大别山。
但是，到了大别山，并不等于就能够立足于大别山。
刘邓一俟进入大别山地区，立即分遣各部队迅速向预定地点实施展开。其第三纵队在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率领下，奉命挺进皖西，先后解放了六安、霍山、立煌（后改名为金寨）、岳西、舒城、桐城、庐江、潜山、太湖等地。 9月，刘邓大军经过激烈的作战和紧张斗争，建立了拥有百余万人口的广大根据地，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到10月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建立了33个民主县政府和军区、行署机构，基本实现了战略展开。
1947年11月初，刘伯承和邓小平到达太湖县刘家畈，召开了第三纵队旅以上、地方工委和支队以上领导参加的高干会议。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要全力贯彻《土地法大纲》和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皖西区党委、皖西行署和皖西军区。
勇于挑起坚守大别山的重担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11月下旬，蒋介石接连召开军政会议，决定以“王牌”对王牌，由国防部长白崇禧领军出山，与刘邓一决雌雄。到11月底，国民党军队增加到33个旅，把大别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鉴于大别山之敌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难以捕捉战机，刘邓决定分兵作战。邓小平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队。在谁率部坚守大别山的问题上，刘邓之间曾有过争论。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7万多人，而敌人有30万人，很显然，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和中原地区以及全国各战场相比，可谓是重上加重。正因如此，刘邓都坚持要自己留下，让对方到外线指挥作战。最后，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毅然把重担抢在自己手里。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雨雪寒风为刘伯承送行。他们并肩步行，走了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刘伯承担心，一旦敌人发现有部队转到外线去，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会更加险恶，于是又一次提出一定要把警卫团给他留下，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无论如何要给刘伯承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互相道别。
留守大别山的部队，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1.1万多人，收复了太湖、英山、金寨、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县城。这一胜利，威胁到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忙从大别山抽调部队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
对于这段为时不长但却终生难忘的岁月，后来邓小平生动地作了概括：“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
政策对头根据地才能巩固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一个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开展了起来。为了更好地开展土改工作，邓小平决定进行实地调研。
1947年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和李先念一行翻越30多里山路，来到金寨县漆店区下楼房村。
邓小平穿着一双草鞋，拄着一根桐木拐杖，吃力地挪动着脚步。这双草鞋已经磨掉了大半个底，只剩下一圈草帮了。虽然草帮上沾满着碎雪，战士们仍可清晰地看见里面不时有鲜红的血液渗流出来。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邓小平一行才走到了下楼房村。来到这里后，邓小平一面派人去通知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张延积等人来汇报工作，一面和李先念、李达、段君毅到外面雪地上捡了一些松枝，准备开会时烤火用。
当时，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邓小平特意把金寨县委的负责人叫来一起听听。听完新华社的广播，邓小平搓了搓手，兴奋地对大家说：“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革命的胜利就会很快到来！ ”
大家随后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了金寨县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清匪反霸、改造政权的情况。这中间，邓小平再三提醒大家把情况说仔细点，李先念也不时插话提些问题。大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越说越热火，把几个月来的经历，差不多说了个遍。
听了大家的汇报，邓小平高兴地说：“看来你们这里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嘛，你们已经开始扎下根子了。 ”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邓小平详细了解了金寨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清匪反霸的情况。尤其是在分田、分浮财、打土豪过程中出现的过“左”行为。
自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为迅速发动群众，开始了 “急性土改”。有的地方对地主不分大中小，一律乱打乱杀，甚至错杀了一些红军家属，致使少数贫农也逃向了敌占区，个别地区变成了无人区。
邓小平严肃地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不一样，过去我们在策略上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今后，在中心区应暂不动富农的财，在游击区暂不动地主的财，务求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
李先念接着说道：“群众发动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坚持。蒋介石、白崇禧拿我们没办法。 ”
邓小平把火拨旺了些，接着说道：“我们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大规模‘围剿’，在大别山站住了。我们艰苦一些，在大别山多背敌人几个旅，二陈和刘司令员在外线就能多歼灭一些敌人。我想，倘若今后战略需要，再抽一些主力部队去外线作战，你们能不能挺住？ ”
“困难会多些，但能坚持。 ”
“好！承认困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有你们这几句话，我的心里更踏实了！ ”
在金寨县的这段日子，邓小平一直住在下楼房村。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来大别山的第一个除夕，也是最后一个除夕。
1948年1月，邓小平经过详细调查和深思熟虑，向中央写了一份综合报告，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应把握的政策界限，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决战淮海，小李家村的38个日日夜夜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期间，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先后进驻濉溪县临涣集的文昌宫、韩村镇的小李家村和萧县蔡洼村，在淮北这片热土上，运筹帷幄，度过了50个永载史册的日日夜夜。
1948年11月23日，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后，将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移至小李家村。一是为了便于靠前指挥，二是因为前一天，国民党的飞机突然轰炸了临涣集。
战役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第三作战阶段中，邓小平反复向各纵队领导同志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歼敌重兵集团于淮河以北的指示，要同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样，服从大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甚至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争取打好中原作战的最后一个硬仗。
为了照顾年长的刘伯承、陈毅，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主动提出：“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些。 ”刘、陈、邓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通过电话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的。对于各纵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小平除随时听取作战值班员汇报外，几乎还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领导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他们对作战计划、命令的执行，一方面直接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战场上的第一手材料。晚上，为了在住宿的地方接电话而又不影响刘伯承休息，他常常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寒冷的夜晚，邓小平常常坐在作战室里，等待着前线的战报。有时等得实在焦心，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独自一人玩牌。
东进以来，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总前委书记，他要负责淮海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部署等问题，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作为中原局书记，他要亲自督促部署中原解放区的支前、战勤和供应工作，以切实保障决战的顺利进行；作为中原野战军政委，他要具体领导中野的工作，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同时，还要做好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部队和前方将士旺盛的战斗力。在这些日子里，邓小平日理万机，分外操劳，脸上长出了长胡茬子，眼眶深陷，显得本来就已很突出的颧骨又高出了许多，脸颊又黑又瘦。
1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邓小平才感到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他步行来到邻村中原野战军政治部驻地，走进了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住的房子里。邓小平坐下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苹果，亲自用小刀一切为三，让张际春等人品尝，这让张际春都有些吃惊。
双堆集之战胜利了，但是，邓小平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后来他在为《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写道：“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文明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
西柏坡受命，孙家圩子研究战局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邓小平即以全力投入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之中。
1949年2月18日，邓小平来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经常找邓小平等人商量渡江作战的问题。当邓小平即将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渡江作战就交给你指挥了。
3月，中央军委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四个野战军，邓小平出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及前委书记，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同时，原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统领第二、三两个野战军承担渡江作战任务。
初春江淮，乍暖还寒。3月22日凌晨，自西柏坡返回的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率总前委以及第三野战军机关冒着霏霏雨雪，乘火车由徐州抵达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因淮河铁桥被炸毁，他们徒步通过淮河上搭建的浮桥，到市里稍事休息后，到达蚌埠市区东郊孙家圩子村。接着，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率领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也由山东移此。四大机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汇聚，孙家圩子由此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枢。
3月25日至26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的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
邓小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对渡江作战的指示，然后说要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
总前委成员和兵团司令们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分析了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办法。
听完大家的议论，邓小平说：“长江确有不少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不管有多少问题，渡江作战的核心是能不能登上对岸，只要上岸，一切好办。至于那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可以先不进攻。”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江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把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
邓小平说：“1947年6月二野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司令员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近来他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写了一份材料，叫《渡江作战之研究》。只是这几天他在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没来参加会议。不过他的研究材料却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听。刘司令员可是我党的军事理论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 ”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兵团司令们都听得入了迷。
3月28日晨，在济南养病的粟裕到达孙家圩子。下午3时至7时，渡江战役的前方决策者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张震、张爱萍等，再次对渡江作战部署进行了缜密研究。
3月29日，中央军委来电询问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接到这一电报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研究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前委的名义把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准备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一正式报告。邓小平请陈毅草拟这个报告，陈毅遂命张震起草一份包括第二、第三两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
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让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 ”
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起草了一份渡江作战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3月31日，初稿完成。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人员对初稿进行逐段讨论、修改后，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各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
4月3日，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报:“卯东（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
瑶岗村的不眠之夜
1949年4月2日黄昏，邓小平和陈毅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节“闷罐车厢”，躺在专为他们铺设的行军床上，在酣睡中开向合肥。邓小平和陈毅在合肥作了短暂停留，并在曾希圣等的陪同下游览了包公祠。接下来，又改乘汽车前往瑶岗。随同邓小平进驻瑶岗的还有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等。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此外，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空袭的危险。
瑶岗的环境十分幽静，村子里到处浓荫蔽日。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二进屋正中敞开的3间屋是办公的地方，3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做饭桌，又做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来的收音机。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3盏电灯，自己发电。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紧张、秘密地进行着。鸡鸣五更，邓小平卧室里仍灯光闪烁。
总前委指挥部同中央军委之间，电报往复不断，反复商讨着渡江作战时间。
4月16日8时，中央军委来电说：“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假如南京政府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卯养（22日）改至卯有（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 ”
邓小平立即把第二、三野司令员、政委及参谋长请到瑶岗，商讨此事。
会后，邓小平即向军委呈达急电说：“我们一致认为确定20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宁沪杭政务委员会，即其具体步骤之。故真正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渡江时间。 ”
为了更好地落实战备工作，邓小平风尘仆仆从瑶岗赶到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高级干部会议。在这里，邓小平、刘伯承不仅要直接指挥集结在湖口至安庆的二野第三、四、五兵团，而且还要指挥第四野战军南下先遣兵团——萧劲光所率的第十二兵团，以及江汉等中原军区部队，沿长江自宜昌、汉口以下，直达九江，以佯攻威胁敌人的华中集团。高干会议将渡江作战的有关工作部署完毕后，邓小平才返回瑶岗。
18日，邓小平终于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 ”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即于当夜发起渡江作战。
这个夜晚是大江南北千百万人的不眠之夜，更是瑶岗村的不眠之夜。在指挥部里，不时传来一声声洪亮的发令声：“我命令你们，坚决打过去！ ”……
这传出喊声的地方，便是邓小平、陈毅所在的作战室。那里灯光通宵不灭。
在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中、东、西三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
4月27日，东方初曙，百鸟齐鸣。瑶岗村村头几十部汽车马达轰鸣。邓小平率总前委指挥机关乘汽车离开瑶岗前往南京。（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油画《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由邓小平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指挥淮海战役。 （左起为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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